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建设的利益冲突

　　摘要：生态政治建设已经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广泛研究，生态政治的根源在于生态利益冲突，而这一冲突运用国家治理理念来解决恰是一种良策，因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这样能够在社会层面上形成广泛的环保共识，从而生态政治建设中的利益冲突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为中国生态政治的建设提供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治理；生态政治；利益冲突

　　1 生态政治建设中的利益考量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1]，而“所谓生态利益，是指在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社会关系中所体现出的需要。[2]”。众所周知，一方面人类需要自然提供给人类的物质供求，另一方面自然也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有自己一整套完整的运作体系，一旦人类超过了自然系统运作的负荷，自然系统会出现破损，甚至是附加给人类无以复加的惩罚。首先说人类需要生存，生存需要物质和精神需求，所以要无止尽地消费。在传统上，人们所说的消费是指为了生存以及为了更高水平的生活水平而产生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基本需求和发展需求，以往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靠人类的科学技术能够满足这些需要，可是事实证明，现代社会中人的消费需求和欲望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因为人性是贪婪的，人们会不断变换“基本需要”的观念，从而演化为“不合理需求”，正像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的“幸福就是欲望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不断地发展，达到前一个目标不过是为后一个目标铺平道路”[3]，这种不合理的需求导致了在生态政治建设中的利益冲突，所以人们应该在自我利益和生态利益之间做一个很好的考量，把握一个很好的“度”，不能因为牺牲人自我利益的追求从而丧失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不能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牺牲生态环境，总之我们应该要在两者之间把握好平衡度，这样才是国家善治的体现，也是善治的结果。

　　2 运用治理理念应对生态政治建设中的利益冲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流行的“治理”一词，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研究，这是明显区别于“管理”的一个新名词，自此以治理为研究对象的著述大量涌现，并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俞可平指出“治理”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4]由此看来，运用治理理念应对生态政治建设中的利益冲突无疑为一种良策。

　　既然生态政治建设的根本问题在于利益冲突，解铃还须系铃人，所以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审慎考量生态利益和人自身的利益。从治理理论的角度看，治理理论的核心是广大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指“社会中各种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它包括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所有社会秩序和社会过程[5]”，我国生态政治建设的过程中正是要运用政府的力量将公民社会有效地运作起来，一方面政府在制度和法律上做好前提准备工作，另一方面更要调动社会上各种组织和个人的积极性，让广大公民享受利益的同时承担更多的责任。

　　2.1 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体系

　　提高国家治理能力首先要注重的是国家治理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改革各种旧的不合时宜的落后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又要不断创新，促进各方面体制更加科学完善，这样建立的政府和社会才更有利于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而建设生态政治，构建生态政治社会。

　　合理的制度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更是加快生态政治建设的有效手段。类似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环境督察制度、公众参与等制度应该尽快落实，争取形成规模化、全面化、层次化的自然生态保护制度体系，将全体社会成员的环保责任纳入到制度体系中，内化成全体社会成员的一种高度的使命感。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加大力度，严格控制“形象工程”的建设，动员官员管辖范围内群众的力量，加强监督，支持举报，将类似“形象工程”的行为扼杀在摇篮里，减少政府对各种资源的浪费，达到生态治理社会的目的。

　　2.2 引导公众参与治理，建设生态政治社会

　　政府在生态治理中要采取引导公众更广泛参与的政治行动，生态政治建设需要共同治理，它不可能由政府单方面完成，它需要更广泛的政治参与，需要把生态环保意识内化为公众的心中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道德层面上约束公众，使公众自发地参与到环保的队伍中去。

　　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对生态利益、经济利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错误对待，因此，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方法，首先还在于普及公众的环境保护观念和生态意识。当前中国持续出现生态危机，覆盖大多数城市的雾霾、扩大化的水源和土壤污染、数量不断锐减的稀有动植物等等，为了解决这个困境，政府必须尽可能培育一种更广泛的公众政治行动意识，生态意识的培养和强化要求人们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建立一种生态思维，以整体的、和谐的态度对待自然，对待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同时“公民们必须求取更大的权力，直接地去影响公司和政府的决策，只有广泛的民主参与形式才能使公民能够争取到一个矢志于公众福祉与环境福祉的社会”[6]另外加强社会团体、公益组织能力建设，鼓励公众、社会团体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管理和监督。对于政府而言，政府应该转变观念，响应国家治理理念的要求，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我治理能力，让社会环保公益组织更多地参与到生态治理中去，积极构建公众参与的平台，密切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关系，采取多种方式吸取社会不同层面对于环保和生态治理的建议，形成全社会共同治理生态危机的局面。

　　3 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建设的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但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上的，当前中国的生态政治建设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

　　但是如今中国经济逐渐放缓，从以往7%以上的增速降到6.5%左右，说明中国正在致力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引入治理理念，携手政府和民众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环境保护和生态问题的思考上，从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越来越深化的利益矛盾，逐步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僵化的经济发展老路，在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增强未来中国生态政治建设的动力，为生态政治建设赢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87.

　　[2]王春荣.生态政治的利益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6.

　　[3][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72.

　　[4]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5.

　　[5]闫健.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81.

　　[6][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社会——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梅俊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38.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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