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用空荡荡的袖子拥抱我

那一年暑假过后回到教室，地面灰尘好厚一层，犄角旮旯里竟然窜出几株野稗子，上课钟响，老师进入教室，环视一周，将野稗子一把捞起，拔掉，扔出，在黑板上写下三个苍劲的字：周后林。

老师转过身，我们惊讶地发现，老师左手袖管空荡荡晃悠着。

周老师大概读懂了我们的诧异眼神，微笑着说：“同学们大概很好奇，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年少时争强好胜，有一回去碾米，用手去扯皮带，手被皮带卷走，轧断，血流如注。我变成残疾，觉得这辈子废了。后来想想，幸好断的不是右手，我还能做事。比起那些得癌症的人，我好歹还活着。所以，高中毕业后，我成了民办老师。”

那堂课，鸦雀无声。就连教室窗外低头吃草的老牛，似乎也瞪大铜铃似的眼睛，静静倾听。

窗户边有泥腿光膀子的汉子看，周老师报以善意的眼神。有人拿着红纸求帮忙写个家先写个对联，老师来者不拒。运气，下笔，一气呵成。写完后，周老师左右端详，脸上荡漾着满意的神色，残缺的左手，似乎也在微微上扬。

那时起，我的写字与作文常常得到周老师的肯定。母亲有时来学校，周老师总是不遗余力地鼓励：卫民灵性，好好培养，前途无量！

之后我在县城或者省城读书，每次路上遇见，他都会嘘寒问暖，问成绩，问生活，问有无坚持写作。再后来我病了，他看着我踽踽独行的我，拍着我的肩膀。我感觉他传递过来的力量与勇气。我估计，若是他双手齐全，他一定会给我最有力的拥抱。

重生后几年，工作，带娃，读书，写作，有年头不见恩师，想去看看了。

多年未见，但我从未觉得疏离，反而有冲上去拥抱周老师的冲动。到了跟前，我却收回了几欲张开的双臂。

这是我第一次上周老师的家。在两三层小洋楼随处可见的村庄里，这座平房显得简陋突兀。进得屋来，方觉这座小屋游离于时代之外：没有电视，没有冰箱，没有风扇。一盏台灯，算是唯一洋气的家具。旁边放着的手机，也是老年机。

近距离看老师，鬓发白，背微弯，我突然惊讶，印象里那个可以单手举起百斤石锁的老师，怎么老得这么快！

在周老师的叙述里，一个乡村教师从教四十年的苦与乐，清贫与富有，满足与担忧，随着时代的巨幅画卷，慢慢向我展开。

周老师的教师生涯从1982开始。那时候代课老师工资20多元一个月，勉强维持柴米油盐，所以，老师们放落教鞭拿起锄头，后来工资涨到1000，日子稍微轻松些；转为公办教师后，现在涨到3000。教师难免清贫，但看到学生们有出息，心里又很富足。

老师开玩笑地说，教书近四十年，教“倒”了三个学校：村小倒了去片小，片小倒了去镇小（把学校读“倒”，是形容那些不开窍的“学渣”；把学校教“倒”，恰是凋敝的村小的无奈）。在片小，学生们大都是留守儿童，带娃的也是留守老人。学生从几十个到十来个，后面只剩三四个。

一个老师，三四个学生，门前一条高铁，周围一片鸟声蛙声。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十来年。

三点钟多放学，留守老人都在山里干活，最怕孩子们出安全问题。周老师每天挨个给老人们打电话，或者等他们来接，这才放心走路回家。

为什么走路？三轮车来回六块，一年就是两千来块，划不来。这么些年，周老师都是走路往返。夏走三伏，冬走三九，老师当作是锻炼。有时，被曾经教过的学生看到，总会捎上一程。

不变的是走路往返，变化的是教学器具、教学方式。所以，老师从未停止学习——学业务，学法律，学信息技术。对他来说，传统板书变为幻灯片教学，就得从头学起。还有五年注册一次的教师资格证，也不可忽视——两次未过，就得重考。

这些考试，对于不服输的周老师来说，不足为虑。身体陆续出现状况，才是他内心深处的隐忧。

去年暑假，周老师口腔不舒服，经检查发现，口腔内肌肉树根状，增粗增厚。医生诊断，这是教师的职业病——常年扯着嗓子说话。

另一个职业病，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医生说，备课久坐，讲课久站，都会引发或者加重病情。忍了几十年，实在忍不了，做了牵引手术。术后服药几年，耳根有了肿块，越长越大，脚部腋下也都有肿痛。从医30多年的老医生都觉得难以确诊，唯有切片活检，才能确诊是否肿瘤侵袭。

周老师选择拒绝切片活检。“万一是肿瘤，我很快可能被击倒；若不是肿瘤，那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钱。拖着吧，还忍得住。”周老师的淡定里，带着些许无奈。“人命天注定，我不担心自己。我倒是担心，片小没了，镇小优秀老师都往城里跑。以后若是镇小也倒了，孩子们都往城里挤，而农村人若是在城里买不起房，就没有资格在城里读书，何得了，何得了？”

沉默。

“卫民，你也是绝症中过来的人，活着就是幸福，你比我理解更深刻。知足感恩，开心过好每一天。老师不用你担心，养好身体，安心创作，你一直是我的骄傲。”

我起身，第一次给了老师一个扎实的拥抱。然后，迈出老师的门。不敢回头，怕老师看到，快到眼角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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